江苏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近日向本报表示，自贸区一个标志性的区域特征是“既能出口，又能内销”，因此，对于中国改革以来大力发展但目前竞争力快速丧失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方式的转型意义重大。

金融危机之后，传统的“以外资为主、以制造业为主、以出口为主”的“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本质改变。近几年来，天津、重庆等诸多城市，积极谋划设立自贸区，正是基于这样的转型升级压力。

　　转型升级无法绕开自贸区

　　天津很早就瞄准自贸区。2008年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以东疆保税港区向自由贸易区转型的战略，其以多元保税物流为核心。

　　有驻天津某金融机构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表示，天津目前已建立起多元化的保税物流网络和保税仓储物流监管体系，不断深化区港联动试点，创建起多部门协调合作机制。

　　“比如，实行国外货物入港免税、国内货物入港退税，港内加工产品不征收增值税，港内货物自由流通并不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等，在税收外汇船舶和人员等领域实行‘境内关外’更为开放的管理模式和政策。”

　　西部经济重镇重庆，正在争取建立内陆首个自由贸易区。

　　重庆目前有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这个国内首个内陆保税港区，也是国内第一个“水港+空港”的双功能保税港区。

　　苏州一家在重庆投资设厂的企业主告诉记者，重庆率先在加工区内实行市场准入和贸易自由化原则，取消外贸特许制，放开外贸经营权，区内的所有工业企业均可实行自营进出口；更取消了区内企业必须百分之百出口的限制，允许其部分产品内销。

　　上述人士更进一步表示，“从我和重庆方面较长时间的接触看，其离岸金融试点中尝试探索的诸多政策优势，与上海差别不明显。”

　　在苏州，因与上海的天然接壤，加之一直以来的历史渊源，其对上海自贸区的反应更为灵敏，特别是“昆山模式”更是因为上海浦东开发而直接带动崛起的。“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最典型代表，昆山的产业基础发达、区位优势独特、园区载体完善、生态和服务环境良好、国际广泛联系等各方面的优势，其转型升级无法绕开自贸区”，昆山地方人士向本报强调。

　　特管区功能待拓展

　　本报获得的一份出自海关总署人士的研究报告认为，“限于当前社会的诚信环境，和现有的监管条件，短时间内在中国设立完全意义上‘一线放开’的自由贸易园区是不现实的。”

　　自贸区概念的提出，源于现实中诸多种类的海关特殊监管区(下称“特管区”)在中国加入WTO后的整合与新定位。到2012年止，全国有27个省市区设立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跨境工业园区等6类特殊区域110个。

　　不过，“多年来，这些特管区虽以海关总署为牵头单位，但实际政策都出自不同的司局处室”，曾在海关总署挂职数年的苏州某海关负责人对本报解释，“不少政策不协调，如来料核销上，不同的特管区做法不一”。

　　镇江市长朱晓明曾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拜访海关总署，她告诉记者，涉及特殊区域的功能政策修改调整，需协调十多个中央国家部委，意见一致方能报国务院审批。

　　同时，金融危机之后，特管区所代表“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发生了本质改变。

　　其一，国家应对经济形势实施鼓励出口和进口并重的战略，使得特管区内的企业内销比例增加。其二，国内产业配套环境逐步改善，区内企业的原材料从进口改向国内采购越发明显。其三，区内企业纷纷要求利用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希望从简单的加工制造向研发设计、行销、维修检测、售后服务等拓展。

　　当然，特管区功能也待进一步拓展。

　　我国第一种类型的特殊区域——保税区设立时，本意是借鉴“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区经验，所以保税区被赋予了包括入区退税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对保税区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也规定使用备案制，以此区别于一般的报关制。

　　有海关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实践中备案制有名无实，特殊区域的一线进出境货物除了在配额、许可证管理等方面，与其他一线进出境货物在监管程序和要求上并无二致。

　　所以，综合保税区等特管区，区内企业既没有享受到特殊区域的便利，反而被管的更多，市场空间无法拓展。

　　记者获得的报告显示，海关总署等部门对改革表示出了支持信号：在当下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可以支持有条件的部分特管区先行先试，优化“一线业务”，开展自由贸易港区或园区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