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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应成中国改革之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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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改革动力弱化的问题，其实非广东本身的问题，在第一轮的改革中，广东冲锋在前，在多个领域开创了风气之先，按照国内流行的改革“三波转型论”，革命属于第一波转型，改革开放本身属于中国第二次转型，这一波转型，主要完成了经济体制的现代化，而社会政治领域的转型，则成为跛脚。社会政治领域改革的滞后，将使后期的经济改革也举步维艰。第三波转型，即全方位的发展模式和体制转型，中国目前的改革，正处于从第二波向第三波转变的阶段，停滞与迟疑属普遍现状，广东凭一己之力也很难特立独行。 从上世纪末开始，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优势被逐步拉平。本来中国的改革就是局部突破、整体跟进的模式，在广东试验出的经验，推广至全国乃应有之义。广东再大步伐的突破，最迟五至十年，即可推广全国。故广东相对内地的制度领先优势，难以超过十年。近年来国家的战略中心北移，广东的创新空间更小，广东与内地逐渐趋同，制度优势逐步消失。依靠政策落差来发展地方经济的时代结束了。 随着政策落差的逐步消弭，广东已经日益“内地化”。早前，尊重市场、富有活力是广东的特点，而近年来，广东恰在这几个方面不断弱化，甚至出现了利益和阶层的固化，社会活力间或丧失。 以深圳为例，这几年，深圳对于青年人口的吸附能力逐步下降，市民平均年龄上升。自2005年以来，深圳的人口平均年龄基本稳定在30岁左右，虽然仍为全国最年轻的城市，但是在十年前的1995年，这一数据为25岁左右。十年时间，深圳的人口平均年龄猛增。同时，户籍人口渐趋老化，形成了比较固定的利益格局。吃老本的人多了，不愿创新的人多了，这些人多是既得利益者，有资本或是有资格，特别有些人在年纪等方面丧失了竞争力，生怕再折腾再改革了。这无疑对于新兴力量和新兴阶层形成了排挤效应。而早期以锐意改革著称于世的深圳行政体系，亦逐步与内地趋同，开拓进取精神萎缩，改革锐气渐失，官僚作风渐起。 因此有人说，深圳现在是“三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心脏”。 虽然广东被称为民富典范，但劳动力收入占GDP比例却逐年下降，仅排名全国中游。同时，过去十年广东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显示广东的阶层固化格局亦已形成，包容式发展堪忧。 早在十年前，深圳就开展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梳理行动，引发强烈关注。 深圳是一个非户籍人口数倍于户籍人口的城市，有专家估计其比例是1:6~8。在数百万暂住人口之中，进城农民是一个最为庞大的群体。他们往往居住在城乡结合带、棚户区和“城中村”，形成了大面积的违章建筑(无房契和地契)，城市贫民、生活污染、城市犯罪、义务教育空洞化等问题日趋严重，城市化与贫困化同时发生和发展，表现出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典型特征。 当时一位深圳官员说，深圳的上述问题，在全国大城市中最为严重，这与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的目标相去甚远。 为此，深圳市府决心继续推进“净畅宁工程”，制定了“深圳市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梳理行动方案”，统一部署，要求“广泛发动群众，统一认识，下定决心，采取有力措施，攻艰克难”，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一次以拆除乱搭建为重点的梳理行动。 梳理行动以块为主，条条配合，辖区管理部门组织实施，在地毯式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有计划、分步骤、全方位、立体式推进。市政府要求，“从中心城区到城郊，从主次干道到小街小巷，从门前到屋后，从地面到空间，凡是影响市容环境的问题，不论大小多少，不管困难阻力多大，发现一处，整治一处，精梳细理，不留盲区，坚决、彻底、全面地解决问题”。 有消息说，那次梳理行动所涉及到的流动人口在百万以上，相当于迁移一座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力度与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深圳的城市竞争力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的进城农民群体，他们作为剩余的劳动大军压抑着就业人口的工资水平，维持着较低的劳动成本，同时他们的有效需求又拉动了深圳第三产业的发展。实际上，许多企业往往在农民工成为熟练工之前就被“换员增效”。当时就有人担心，梳理、屏蔽掉这个移民群体，深圳是否真会元气大伤呢？ 这一追问，直到今天也仍不过时。 改革的分散化削弱广东优势 改革早期，中国实行非均衡的发展战略，沿海带动内地，先富带动后富。与此对应，改革领域亦是先在改革特区试验，再进行全国推广，由此，领全国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往往能够在制度改革领域，领先其他区域五到十年。 至改革中期，时势渐变。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仍非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与权力，交互影响资源配置。我们本来要摸着石头过的那条“河”，已经变成一片深不可测的沼泽。而不同的政治周期对于地方发展的影响差异巨大。改革早期，广东成为国家试验田，八十年代，全国四大特区中，有三个即在广东，凸显了广东在全国改革棋局中的地位。至90年代和上一个十年，国家的战略中心转移到上海、天津、重庆。金融改革、股改、新区建设等系列改革，更多在后者完成。中共“十八大”之后的改革，国家选择的突破口是上海自贸区。前海和南沙、横琴虽呼声日高，但在新一轮改革中并不占领先机。特区不特，广东不广，实有国家战略中心变化之故。 另外一个对于广东冲击巨大的因素，是改革逐步呈现出发散式的局面。改革中期以后，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改革的突破不再是从沿海到内陆，而是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破局者。 比如在医保改革领域，率先改革和改革最彻底的地方，并非改革先行者广东，也不是那些沿海城市，而是深居内陆的陕西神木，虽然当初首倡此项改革的领导人已失势，但作为一项改革试验，免费医疗却在神木生根，并且正为部分地区借鉴。再比如户籍改革，在比较富裕的沿海区域，如京沪广深等地，户籍反成为负担，无法进行大力度改革，而中西部地区则率先突破。如郑州就宣称，只要在当地工作两年，即可自由落户。而随着新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未来中西部，料将建立一种不同于沿海的“内陆开放”模式，系列改革的肇源地，估计亦非广东等沿海地区。 早期改革，国家以广东为窗口，天下新事，广东十居其九。而新的改革时期，全国形成了均势竞争，广东难以独美。此为广东之忧，亦为广东之喜。喜从何来？喜在风险分散，广东可在改革领域更为大胆和从容。 广东为何能成为中国改革之胆？ 时至今日，虽然改革动力逐步衰退，但总体而言，广东的改革传统仍然非常强大。而通过前期的三十余年改革，广东的根基亦相对更为稳固，改革精神深入骨髓。 广东的一大优势，是在全国率先基本建成市场经济。对于市场的尊重，对于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广东在全国范围内无出其右，世所公认。上世纪90年代，国企与集体企业改革的突破，就发生在广东惠州与佛山(尤其是顺德与南海)。美的与TCL的增量改革模式，为全国所仿效，甚至李东生主导的增量改革模式，也被广泛应用到社会改革领域。大部制改革，亦发轫和小成于广东。在社会管理领域，广东亦为中国最宽松的地方，简政放权力度最大，率先实现了社团登记制。目前，佛山成为全国唯一一个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均超过1000个的地级市。2013年，广州、深圳、东莞、珠海、顺德等地启动了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力度堪媲美上海自贸区改革中的工商零登记。广东新确立的13项改革重点，多数集中于放权与激活市场。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质就是一个政府逐步退出经济领域，放权社会、释放民间活力的历史。 广东的社会与政治改革领先于全国，实为时势使然。 就经济结构而言，广东民营经济虽历经磨难，但羽翼已丰，不可撼动。广东最富活力的产业多数为完全竞争的行业。广东拥有中国的家电之都、快消之都、家具之都、IT之都、日化之都，美的、万和、格兰仕、华为、腾讯、TCL、创维、步步高、东鹏等企业，均经过市场化的彻底洗礼，这些民营企业，毫无疑问是最为市场化的企业。由此，广东等沿海区域，商业环境相对优越。而尊重市场、尊重契约，正是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的根基，亦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前提。 高素质的公民素养，亦使广东改革拥有更多的动力。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广东人深刻理解改革，在富裕程度、受教育程度、市场经济意识、公民契约意识、现代文明素养、眼界与视野等方面，均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尤其是深圳，其城市功能一直与特区功能交织在一起，特区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发展，移民大量涌入，深圳具有了中国城市中少有的博大与包容。尽管因在国家战略布局中地位下落，深圳也出现了一些失落与迷惘，但仍不失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在富有中国特色的“上下互动”改革模式中，相对较高的公民素质，使广东改革不仅获得了来自高层授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更有来自民间的强大推动力量。改革的动力亦更多元，创新驱动能力强大。这一点，江浙和上海都难以望其项背，是广东深化改革的独特资源优势。 此外，广东改革还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就是可在权力和市场之间游刃有余。广东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之一，但是又有幸地处边陲，相对超脱权力中心。广深等城市，既是国家经济重镇，又无过高政治地位，无过大政治负担，可猛志改革。再如佛山等传统制造业基地，在中国的产业转型中作出了积极探索，这些都是广东无法取代的优势。广东改革胆魄，理应远超京沪。 因此，我们仍有理由对广东抱有厚望。 主办方欢迎投资者的广泛意见，但为了共同营造和谐的交流气氛，需提醒投资者的是，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内容不得含有中伤他人的、辱骂性的、攻击性的、缺乏事实依据的和违反当前法律的语言信息，相关重复问题不再提交。 |